关于县丞的迁出官问题，县级官员依旧是县丞迁出官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与迁入官中以县级官员中县尉、县主簿为主要来源不同，知县（县令）是县丞迁出官的主要迁转职位，而几乎没有县丞会迁出为县尉、县主簿，其原因在于，县丞在一县之中地位仅次于知县，而高于县尉和县主簿，按照官员的正常官职迁转，是不会迁转为比自身品级低的职位的。
府州级官员包括长官在内，是县丞迁出官的第二大构成部分，在迁入官中没有知州、军等州级长官，但县丞迁出官中出现知州、军、通判等，说明担任过府州级长官的是不会再迁转为县丞的，但由县丞却可以迁转为州级长官。县丞可直接迁转为中央各机构的官员，相对迁入官来说，由县丞迁出为中央官员的人数增多，但在整个县丞迁出官系统中，所占比例依旧不高，中央官员依旧不是县丞迁出官中的主要部分。
一、迁出为知县
首先，从县丞迁转前后县的等级来看，在以县丞迁转为知县的76人中，其迁转前后县的等级变化如下：大多数的县丞迁转为同等级的知县，如季复以南康军建昌县丞改宣德郎知鄂州崇阳县事，建昌县、崇阳县均为望县，在同等级县之间迁转的情况下，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有的县丞直接担任了县丞所在县的知县，如任全一“摄果州相如县丞，治有效，迁令”，任全一因为担任相如县丞时，治效显著，工作出色而直接迁为县令，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一部分县丞迁往比原等级低的知县，如吴祥四十岁的时候中第，一开始担任吉州军事推官，后任满，调任为开封府开封县丞，由于有大臣举荐，升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考城县，开封县为赤县，而考城县为畿县；又孙杞任“太原府文水县丞，遭宜人丧，去位，服除，改从政郎商州丰阳县令”，文水县为次畿县，丰阳则为中县，以高等级的县丞迁转为相对低等级的知县，这样的特征在赤畿县丞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像刚提到的吴祥，还有畿县丞苏嘉以畿县襄邑县丞改京官知富阳县、郭僎以畿县鹿邑县丞改知宣城县（望）。
但应该清楚地是，赤畿县丞迁转为相对低等的知县，并不代表其职位下降，而是通过担任赤畿县丞快速升迁为京官，实际上是得到一种快速升迁的捷径；少部分（18人）迁往高于原县等级的知县，这一点是与唐代县丞迁转为县令的不同的一点，唐代县丞迁转县令大体上都是由高县丞迁转为低县令。宋代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但还是能够发现相关例子的：如江襃先是知舒州太湖县丞后被辟为越州余姚知县事，太湖县为上县，余姚县为望县；王万枢“由平江府昆山县尉调秀州崇德丞，用举者五人改秩，知滁州来安县”，崇德县为中县，来安县为望县。
此外，在笔者搜集各县丞迁转为知县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点，由低等级县丞迁转为高等级知县的人中，大多都是在县丞一职后改职，然后担任一县知县的。如前提到的王万枢，又有安丙以曲水丞改秩知新繁县，曲水县为中下县，新繁县则为次畿县；石子重以泉州同安县丞，改宣教朗知常州武进县事；季光弼以左儒林郎“福州宁德县丞改通直郎知绍兴府嵊县。”总之，由县丞迁转为知县在先后县等问题上，升高、降低的情况都有可能，但以同县等之间迁转为主。
从迁转前后县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宋代县丞迁转为知县（县令）前后所任职县份一般情况下不会属同一州，但有很多属于同一路的情况，如李文渊以富阳县丞迁知鄞县，富阳县为临安府下辖县，鄞县为庆元府下辖县，而临安府与庆元府均属两浙路；周枢以常州宜兴丞迁为平江府常熟县令，常州和平江府也都属两浙路。还有很多迁转前后两县所属路分是相邻两个路分的或完全不相接的两个路。如汪杞任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后改右宣教朗知江南东路饶州安仁县，福建路与江南东路两路是相接壤的；而李处道在治平四年中进士第之后，“初调陈州南顿尉，更成州同谷、处州缙云、泉州德化令、华州蒲城丞、南雄州始兴令，华州蒲城县属永兴军路，南雄州始兴县属广南东路，两路之间则一南一北，距离相差甚远。
总之，据查阅史料，县丞迁转知县（县令）前后所任职的县多为相邻两路或相距甚远的两路，少部分人在迁转后，为同一路所辖的不同州的县分，几乎没有人会迁转为同一州所属的不同县。
二、迁出为县丞
由县丞转为县丞，也就是曾担任过两任及两任县丞以上的。统计到的宋代县丞中一共有20人，其中大多数是担任两任县丞的，少数几个是担任两任县丞以上的。在迁转前后的县等问题上，首先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迁转之后县等的提升。
大多数由县丞迁转为县丞的，迁转之后县的等级要高于前一任的县等，在这20位县丞迁转为县丞的人中，有10位迁转后县等级提高了，如李文渊以“郑州荣泽县丞用荐者改通直郎，遂为富阳”，荣泽县为中县，富阳为紧县；又张宇发先后为温州瑞安、河南府登封两县丞，瑞安县为紧县，登封县为畿县。这些都是迁转县丞后县等提高的例子，但没有看到直接由普通县丞迁转为赤县丞的情况，说明想要由普通县丞直接迁转为赤县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其次是迁转前后县等不变的。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其县等虽不变，但很多迁转后的县丞所属州的等级比迁转前的州的等级有所提高了，如詹靖之先后任婺州金华县丞、常州宜兴县丞，金华县和宜兴县虽都是望县，其迁转前后县等不变，但婺州属上州，常州则为望州，迁转后州的等级有所提高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迁转前后县等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州的等级也不变的情况，因为其迁转前后所属州是同一州，杜德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以父致仕恩补官，监雅州庐山县酒务，转为依政、中江、涪城三县丞”，先后任三县县丞，三个县的等级均为望县，依政县属邛州，中江、涪城两县属潼川府，在第一次迁转中，由上州邛州迁转为紧州潼川府中江县的县丞，属于县等不变、州等上升的情况，第二次迁转由中江县丞迁转为涪城丞，就属于同一州所辖两县之间的迁转，州的等级自然也就没有变化。
与此情况相同的还有宇文师献，其监潭州南岳庙考满后“知汉州德阳县丞，改知绵竹县丞”，德阳县和绵竹县均属汉州；傅凝远“调泉州安溪县丞，改宣教朗犹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拟注来代者，始徙南安县丞”，安溪县和南安县均属泉州。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县丞迁转后出现县等降低、但县所属州等升高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出现得很少。以徐叔川为例，任“池州铜陵丞，又丞常德之龙阳，知泉州晋江县事”，以上县铜陵迁为中县龙阳县丞，县等降低，而县所属州由池州迁为常德府所辖县。或因特殊情况在迁转过程中县等降低，张彦直，升开封府陈留县丞，还没有赴任，赶上丁忧，等到服除，被调任为信州上饶县丞，就差太平州州学教授，会朝廷更州县学三舍法，复科举旧制例，罢为楚州淮阴县丞”。总而言之，县丞迁转为县丞后，县等降低的情况整体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三、迁出为县尉
在县丞的迁入官中，县尉和县主簿群体构成了县丞迁入官的主要部分，但在县丞的迁出官中，却不是这样的情况，县丞迁转为县尉和县主簿的情况很少。在所能统计到的县丞迁出官中，只有2位县丞迁出去向为县尉，而没有任何一例迁为县主簿的情况出现。
虽然不能绝对地说完全没有县丞迁转为县主簿，但从所能搜集到的多人里没有一个迁转为县主簿的情况，至少可以看出，极少有县丞会迁转为县主簿的，有2人迁转为县尉的官员，其中陈康伯“以功调孟州济源县丞，签书一考满，例转从政郎任开封府雍丘县尉”，以望县丞迁转为畿县尉；赵公迈以“临安府盐官县丞，江东部使者高其能，俾摄徽之休宁尉”，以上两例县丞迁转为望县尉的，迁转后县等都升高了，但即使如此，这只是职位的一般调整，不算是职位升迁，因而也很少有人会迁转为县尉、县主簿，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县丞本身品级就比县主簿和县尉高，自然也就没有迁出官职低于自身品级的道理，即使是迁出为官职品秩高于现任官或县等高于原县的也不例外，笔者对此观点表示十分赞同。
县丞迁转为县级机构官员一共有四种，其中，以知县（县令）为县丞迁出的主要途径，这是县丞迁出官中的主要构成；其次是由县丞再转为县丞，无论是迁转为知县（县令）还是县丞，都属于县丞的正常升迁，其迁转后职位或县的等级以升高为主。作为构成县丞主要迁入官的县尉、县主簿，却很少有县丞再迁出为县尉、县主簿的，最大原因在于县丞本身地位要高于两者，一般不会作为县丞迁出官。
首先，对于宋代县丞的人选问题，根据宋代县分等问题，对所担任县丞的资格也有不同的规定，赤、畿县丞对县丞人选身有严格的要求，一般要求科举出身人，但实际执行中远远没有规定的严格，对于家庭背景显赫的官僚子弟，无出身也可以有机会担任赤、畿县丞。对畿县以下县丞而言，有关于出身、考任、资序、举主以及年龄等各方面的限制。
其次，关于释褐为县丞的问题，宋代县丞一般不作为士人的释褐官职，因此所能统计到的释褐县丞的官员很少，一般都是在担任一任或几任地方官职后再转为县丞，原因在于是因为县丞在宋代县级中的地位仅次于知县（县令）的，其下还有县尉和县主簿，地位应属于县级机构中的高级行政官员了，且其品级主要在八品上下，其下各判司更容易作为士人的释褐官职。
关于县丞的迁入官问题，县级机构官员是构成县丞迁入官的主要来源，主要又以县尉、县主簿为主；府州军监级佐贰官是县丞迁入官额另一主要来源，其原因在于，在州级没有更好的迁出官职的情况下，迁为相对等级较高的县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中央官员、官员都可以迁转为县丞，但在县丞迁入官中所占比例都比较少，且中央官员迁为县丞一般是出于特殊原因被贬或降职，但县丞作为贬官官职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只有个别几例，不是构成县丞迁入官的主要来源。
总结
就迁转问题来说，赤畿县与普通县丞有着很大的区别，赤、畿县丞本身起点就高于普通县丞，有很大的机会直接进入中央担任很好的官职，而普通的县丞想进入中央官员的行列则很难，需要根据循资规定经过多次迁转才有可能进入中央任职，甚至很多县丞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地方官的职位上迁转而不能进入中央官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