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善贾”,主要指“太原、汾阳、忻州、代县”这些地方的人会做买卖，其“经商者十人而八”。太谷、祁县、介休、平遥的商人，“其投资于川广、三吴、两楚、市肆甚广”,忻、代州的商人走得远，“途经万里，行比一年，无水草人烟屋宇者，凡十余日，莫不摩肩接踵，毂击车驰。”
大同人虽也会做买卖，但缺少资金，是其一大特点，且外出经商者，路子短，初出，“指身谋生”,后多发迹。有悠久历史，有据可证者：“李遇春，性慷慨，急人患难，雍正间，偕数十人行，有宝源号者亦行……”,“王世魁，在辽阳贸易，死于乾隆二十二年()”君昭幼以贸易废学，乾隆五十二年(),经商宁夏，发船输票百余石，运至家乡分给宗族……。初，君昭幼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恒丰号财伙十家生业，中败，负人者甚多，后中经商宁夏，发迹。十余年后，复至归化，贴报单于通荷，令当年受负者各持券，如数偿之。”此外，也有“走大圐圙”(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者，后此路绝。上述事例足证早在清雍正、乾隆，大同人外出经商者已不罕见，且能吃苦，善干、守信用。
据了解，在归绥者较多，经营金融业者有之；唯多靠“府南”(大同人对晋中通称)、忻、定及当地人投资。如：双兴厚钱庄的董继贤，当地商人称“董神仙”,誉其有谋、郝××、沈如滨；义祥钱庄的郝兆、贾学玉等，都是这两个钱庄创建、振兴守业的能手，这两个钱庄规模大又殷实，堪称归绥金融业的大户，执归绥金融界牛耳；这些人又多是大同钱、当业股实户的东家。然面，这已是清光绪到民国初的事了。事实上，直到归解放前夕，商界头面人物仍有不少是大同人。
留在大同当地经商的人，大多小本经营。有个别善于经营者，如：但丽魁之祁魁，由小本生意发展为大同首户者，不多。特别是银钱业、资本上万者无几，且其来源：
一是在归绥经商发迹者，移资部分，资助家乡亲友生业，如：郝、沈、诸投资于宝源成钱庄；
二是邻县富户投资，如：阳高的勒家、怀仁的景家、左云的安家、等大家投资于福和义钱庄；此外，忻、定、张家口、“府南”等地的人来同投资银钱业者也颇多；
三十三、五知己，且稍有钱财者凑个五、七、六千，凭人格信用加技巧经营；
四是难以取得财主们的信任者，倡导集资，但因系有限责任制，又无财主作后台支柱，经营者本身家底儿又薄，与之交往者多疑，所以鲜有能久业。
大多事实证明，大同银钱业之资金来源于上述一、二两项者，多规模大，殷实；第三类稍逊；第四类，本属资本主义金融事业在发展中出现的新型事物，然而，在古老的大同，因习惯，组织人员地位、方法等原因，未能得到发展。
大同地处山西之北，早在明正德十年（年)以前，即有“虽日穷边绝，殆与内富无异”之谓。长期来又为雁门关外进出口货物之总汇地，论商业地位在山西省内仅次于大原，其以贫穷如是，主要是“土脊民贫。”究其源有二：
其一，“地处极北，山高风大，种迟霜早，…(亩)收五斗者，便称年丰”；
其二，大同地居险要，毁于兵火者，不知凡几，很远的不说，明末，边衅频繁、天灾连年，人民生计早已处于水火中。清初，顺治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年）1月20日明降将姜瓖复叛，次年八月二十六日，姜瓖部将杨震威杀姜瓖全家，复降清。清军围大同城八个月之久，民生早已奄奄一息，而九月，清顺治帝旨令：“斩献姜瓖的杨震威等二十三员及其家属部兵，俱著留养，其余从逆官吏、兵民尽行诛戮，将大同城垣撤去五尺。”大同城，府治移阳和(今阳高县),县治移怀仁县属西安堡。
大同屠城后的荒凉景象可想面知了，后在总督佟养量，巡按薛陈伟合疏下，大同府、县治分别于顺治八、九年还治后，直到乾隆四十六年(),经历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招民开垦”又并入丰镇厅等，实在熟地也仅为“六万三千七百零四顷二十三面分”,还不及屠城前原额。尽管经过还算得上是“乾、嘉升平盛世”的时期，大同经济也难得恢复，一直落后于雁门关南地区。
对于银钱业，未作更远追溯，仅以清朝来修编的《大同府志》、《大同县志》均未见有银钱业及对其课税之记载。据《大同府志》,“顺治年间，知府王永命《云镇经费录》一册，”税目繁多，应有尽有，行行俱全，即使旧棉花，补衬麻牙，也不曾漏过，唯没有银钱业税目，直到道光十年修《大同县志》,其税目本因之，没有大的变化。
其实早在清乾隆三十四年(),大同不但有钱庄，而且已经称“钱行”了，但未见有课钱行业税的记载估计有两个可能：
(一)时钱庄业尚在萌芽时期，或按一般商贩对待，统列于“无额商税”项内，这一可能很小；
(二)时，正是“票号”时期，“由于票号垄断官款汇兑、借贷业务，从而取得官方的保护，请如现银搬运时，官吏常派兵护送，票号业务收入，利润多少，官从不过问，且免于课。”当时，大同钱庄是也起到“票号”“,手头尚无资料可证，但在确清时，大同钱庄确已经营存，放，汇业务了。全国对银钱的“票号”如此优惠，大同自不会例外。
大同初期的钱庄通诚钱铺。开始经营锭银、碎银及钱与银的兑换，继则办理存、放、汇兑。清末民初，较殷实的钱庄都签发“钱贴子”、办理“拨总钱”又称“说话钱”,即一言面定，全凭信用；据老人们讲，办此项业务期间，从未而有过纠纷。各钱庄吸收存款对象有：同业往来，各行业存款，但作为线庄支柱的资金是堂名户(个人)的“浮事”。愈殷实的行庄，浮事愈多，有时，一些堂名户向殷实行存款，还须有一定关系，否则不予吸收。资力浅、信誉差的钱庄吸收浮事，往往需出高于市场通行的利息。放款主要对象是皮货庄、粮店、缎布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影响下，晚清，大同市场也起了很大变化，有悠久历史的大同皮货业又活起来，粮店绸布业原本在商会行业中(含钱行)就称“上三行”,而由于这些行业间的资全使用期限、地区、季节性又各有特点，皮货庄冬、春季贷款备料，夏季制成产品，将年产品运往京、津、沪等地销售；粮店业秋季贷款收购粮食，冬春季销售。缎布业一年四季常贷勤还，用款多在京、津、沪、杭。这些错复杂的情况为钱办理存、放、汇、创造了条件。
大同钱庄汇兑腿子比较短，直接通汇地区只归绥、集宁、丰镇，张家口和京、津。在归绥、集宁、丰镇、张家口等地，大都设有寄庄承办汇总，也办存、放，也有在丰镇、集宁自营粮食业务者。
如前所述，由于归绥、张家口等地不少商人投资于大同钱庄，或因联号(一个东家两处买卖)关系，且这些地区也有来大同设寄庄者，既去之，必须照顾，况交易成立，互以为利，自无不助之理。当时，也有由“大圐圙”及俄国汇来款者，或在当地解付，或转汇雁北各县及忻、定和太原等地，但大都承受包头、归绥、张家口等地钱庄委托，转汇时也委托各地驻大同寄庄或其它行业庄号，少有直接办理。京、津、沪等地汇兑，大都委托大同德泰钰奉驻天津采购栈人寄庄，(在天津市针市街汇丰公司内)代为收付。
德泰钰成立于光绪年间，分南北两号，地址在大同四牌楼东路北号(原东风服装厂)和四牌楼南路东十七号(原烟酒一店),资本仅白银一千六百五十两，东家梁××,大同人，独资。初只经营土布，后业务发展，除土布外，还经销德士古煤油、白糖及其它杂货。另外还在东街路北98号院内设客货栈，招来雁北各县、忻、崞县（原平）及河北行唐、正定等地客商。其规模、殷实状况，在大同仅次于恒丽魁。
初在天津驻一人，名孟瑞锦(大同人，居北糁籽巷),办理采购工作“孟少文化，善经营，为人忠厚，从不对学徒，伙友发脾气，人皆敬畏”,在清末，孟瑞锦利用驻津条件，以“久记”名称，承大同二十余家钱庄及各行业汇兑款之代收付。这时，驻津德泰钰已发展到十五、六人，盛时，每日代收付百数十笔。少五百元、多则五千元，每千元只收手续费一元(初以银两计),日收付款数万至十数万元。直到“七·七事变”后，因安徽一商人骗去二十四万元，德泰钰被迫停业。当时，在全国正是票号纷纷倒闭，结束它的历史时代，而德泰钰驻津寄庄“久记”可以算是大同在津不挂牌子的一家“票号”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光光十六年()大同至少有钱庄九家，到辛亥革命达二十余家，较大户：双兴永、中兴永、广生成、广聚源、治泉泰、德源成、天德德、玉丰厚、祥庆瑞、广德茂、天德永等等，当铺虽较前大有减少，但仍三十余家。
宣统三年，公元年，辛亥革命成功，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农历十月十日)大同革命党人起义，一举成功，清政府派毅、淮军围攻大同，企图夺回大同，相峙近四十余日，在南北议和初告成议后，暂由淮军入域接防。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宣统帝宣告退位，驻防大同淮军于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农历，壬子正月初六至十一日)兵变，纵火抢劫大同城，这次兵变在广大人民群众(在：老百姓齐心上房砖瓦打淮口号下)和革命军的配合，在六天内平息，在这场兵变中，钱庄、典当业受害最甚。大南街的天德厚、玉丰厚；西街的治泉泰、祥庆瑞等六、七家钱庄、当铺被抢劫后纵火烧毁。
治泉泰在清光绪年间为大同较大钱庄之一，新任经理梅庆经营有方，复苏刚二，三载，遭此不幸，梅庆一气之下，身染重病，含恨而亡。据估计短短六天，大同损失白银十数万两，钱、当业倒闭达数6户。
民国三年()平绥铁路修到大同，早在五世纪末，明正德年间即有“商旅辐辏，货物涌贵”之称的大同市场，此时又格外繁荣，直到民国十五年前，大同车站附近，货栈林立，新兴机器工业如，大同面粉有限公司及其附设的电灯公司、大同义记电灯有限公司、大同鸿记蛋厂等相继出现；到民国十年左右，大小皮货庄达八十余家。从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山西省银行也分别于民国五、七、九年先后来大同设立机构。
从此，大同也有了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银行，私人钱庄也恢复到二十余家；据当时福美当的学徒老人讲，他“传行开会”,一天跑了三十二家当铺，这一时期，市场通货繁杂，但尚称稳定。在二十世纪初，比之过去，大同经济总算向推进了一步，钱庄、当铺业也算得上是“黄金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