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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雍熙三年（年）五月，宋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被辽师击败，标志宋自高梁河战役失败之后又一次北伐的结束，同年七月朔州之战宋军的再度惨败及杨业殉国，也只是这场战役的尾声而已。至此，宋对辽便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人战略防御。如果说宋两次北伐的决策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一战略转变却是审时度势的明智抉择，是战争失败后的一种清醒认识。
然而，这一转变却颇遭后人非议。如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就认为这是造成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的直接原因。清代王夫之也对此表示不满，他感慨到：“彬、美既衄而后，齐贤有代州之捷，尹继伦有徐河之胜；将非无可择，人非无可任，耶律隆绪屡胜之骄兵非无可挫。用兵者，胜亦不可恃也，败亦不可沮也。赞成北伐，何足以为齐贤病哉！而奚庸谏止焉？今之学者，也有承述此说，认为这一政策是“战争失败主义的影响的结果。尽管也有人提出对太宗的“转攻为守，则应基本肯定。但都较为笼统，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故一抒管见，试为述评。
一、雍熙北伐后的宋辽战争
随着宋雍熙北伐的失败，辽遂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频频对宋发起攻势；宋太宗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北伐会以如此惨败的结局告终，惊慌失措之余，还并不甘心就此放弃收复燕云的向往，而企图极力挽回不利局势。因此，此后宋辽两军又在君子馆等地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较量，结果愈加清楚表明宋军已无力进行运动性的大战，如果再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军事冒险，只能进一步地加剧危机。简要地观察雍熙北伐后宋辽间进行的这几场战争，就会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
（一）君子馆与土磴寨之战：雍熙三年九月，辽乘大胜之余勇，又备战南侵，战略大致亦与宋是年攻辽的部署相同，主力在河北，分军进攻代州（今山西代县）以牵制山西方面的宋军。在河北一线，又分为东西两路：东路趋攻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西路指向满城、望都（圣宗纪）。
辽军的进犯及部署，亦在宋的预料之中。太宗在是年六月，就料定辽必将人寇，但又错误地把北伐失败原因单纯归结到将帅无能、违背其战略决策上，因此匆忙起用宿将为河北方面主帅，命左卫上将军张永德知沧州，右卫上将军宋倔知霸州，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知雄州，蔚州观察使赵廷溥知贝州。而山西方面，因杨业战殁，守将乏人，急需择将加强防守，左谏议大夫张齐贤自请守边，七月，就授命齐贤知代州，与潘美同领缘边兵马。
十一月，宋辽两军开始接触交战，辽军并没有急切大举进攻，只在泰州（今河北清苑县）、望都与宋军有小规模战斗，而意在窥测宋军动向，寻找有利战机。宋太宗为扭转战争的被动局面，令定州都部署田重进主动北攻岐沟关田重进传）。而刘廷让所部与宋将李敬源相约会集，准备大战，并约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以“精卒后殿，缓急为援。辽军在侦知宋主力欲集结的情报后，立即实施阻绝，各个击破，在先击溃李敬源部后，于十二月在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县西北三十里）大败刘廷让。
由于李继隆畏敌不援，引军退保乐寿（今河北献县），致使刘廷让“全军陷没，“死者数万人、辽在向河北进攻的同时，又发动山西方面的攻势，直抵代州城下。张齐贤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动员厢军，又设计为疑军、伏兵，才在土磴寨（今山西代县以西）将辽军击退，稳定了河东局势，避免了宋军的全线崩溃。
（二）唐河与徐河之战：君子馆战役后，宋“缘边创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敌势益振，长驱人深、祁，陷易州，杀官吏，卤士民。如此的结局，对太宗精神又予以沉重的打击，让他深感痛苦。为了支撑河北败局，太宗除调兵增援外，还遣使往河北、河南、山西各地大量招募新兵，“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由于群臣的劝谏，最后才停罢在河南各州的募兵工作。
然而，太宗还没有从失败中冷静下来面对现实，为了挽回脸面，又一次提出要亲征北伐。此议一出，立刻受到群臣的强烈反对，纷纷上言劝止宰相李防甚至将此举与隋炀帝的征伐相提并论，明显批抨太宗不惜让“民不聊生以建立个人功业。由于得不到臣下的支持，这才打消了太宗军事冒险的念头。当然，李防也不能不为这些令“士论骇伏、“时论韪之的鲠直言辞付出代价，次年二月，他便被以他事罢免了宰相。
端拱元年（年),辽又展开侵扰性的战事。从八月开始，辽在易州、益津关、长城口等地大败宋军，又陷涿州，下满城，破祈州，拔新乐，长驱直人，欲一举摧毁宋太行山东麓之防线。十一月，辽骑已推进到唐河北岸，与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城隔岸相望。
定州为宋屯聚重兵之所，因其北有唐河之阻，西倚太行之险，南有滹沱、胡卢诸河，川道纵横，沼泊密布，形势之险固，不利于辽骑兵大兵团的展开。宋屯重兵控扼此地，既为以南地区的保障，又作保州、顺安、安肃、广信军之声援，定州与镇州、高阳关，同为宋河北地区的三处咽喉门户之地。
宋定州守将都部署李继隆知不能再败，下定必死决心，又不惜让易州陷落，先将以骁果著称的易州静塞骑兵调防定州，隶于麾下，一任骑兵将士在易州的妻子儿女被敌俘掠；又采纳了监军袁继忠给予奖励、不分散骑兵的正确建议，由继忠率领，集哜骑兵部队，“摧锋先入，在唐河北一鼓击溃了辽骑兵，并追击过曹河，“斩首万五千级，遏制住了辽军大举进攻的狂澜。
辽军在唐河受到挫折之后，进攻的头并未衰减。次年，在侦知宋威虏军（今河北徐水县西）粮馈不继的情报后，又欲发兵攻取，采用了惯用的先断宋军粮道的战术。当李继隆护送辎重的军队从镇、定二州出发，辽数万骑兵就开始运动迎候，途遇宋崇仪使尹继伦千余人的巡行部队，也视而不见地不击而过。尹继伦遂抓住战机，衔枚摄敌之后，在唐河与徐河之间，出其不意地对辽军展开袭击，正面护粮宋军也随即赶到，协同将辽军击退。
（三）子河汊与雄州之战：辽在唐河与徐河两战受挫之后，暂时改变了对宋的进攻策略，而着力于内部的改革，以及对其周边邻国、部族的羁縻和征服，又唆使西夏李继迁不断对宋实施侵扰而坐收渔人之利，宋辽间战事由此停息了6年之久。
到至道元年（年）正月，辽大将韩德威始诱使西夏党项勒浪嵬族十六府大首领从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人侵府州，又自率骑兵为援，结果却被宋永安节度使折御卿大败于子河汊子河汊的捷报传至河北，知雄州何承矩把胜况张贴于市告谕州民，辽边防军谍知后为之愧忿，于四月九日出动数千骑兵夜袭雄州。承矩在雄州与军民同甘共苦，深得民心，事先已侦知敌情，作好战备，严阵以待，使来犯之敌未能得逞而遁去，宋军以“斩其铁林大将一人获得了这次防御战的胜利。
雄州之战为太宗时宋辽战争的尾声，到太宗至道三年三月去世二年间，宋辽再也没有战事发生。综观以上几次战争，首先可见的是：宋已经不可能夺回战争的主动权。田重进虽攻下岐沟关，但孤军深人，不敢恋战，克城后就即刻撤退，对整个战局的变化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这样的主动进击也仅此一次。宋在防御战中虽也屡获胜利，但都是局部性的，尚不足伤害到辽军的元气。
土磴寨之胜，是在宋军大败之余，意义虽非同寻常，但战果甚小，只是击败辽军偏师，仅能稳定河东战局，就是这样的胜利，甚至被张方平视为国初仅有的一次胜利。虽不尽符合事姜，却也透露出宋军的衰弱。唐河、徐河、子汊河、雄州四胜，亦仅能阻辽攻势，使其溃退，撤出宋境，宋军既无力深人追击，更没有围歼来敌的意图和力量。
其次，宋之获胜，除徐河之战为辽军轻敌所致，余皆是依托坚城，凭仗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子汊河之役，宋军屯驻控制了西北要塞，辽骑兵只能“缘山峡小径进人，被宋军断其归路，自然造成辽军心的恐慌，加之党项勒浪嵬族与辽本有矛盾，乘机阵前倒戈，归附于宋，才使辽军败北。此役和唐河一战，辽骑兵大军团的优势都难以发挥，相反，则利于宋步、骑兵的配合。
如果宋军丧失了这些自然条件，就很难挡住契丹铁骑如暴风骤雨般的冲击。最后，宋两次北伐失败之后，精锐大半损失，如果没有较长时期去改革内政，整顿军备，集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要想在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同辽军角逐，或者冒然主动再向燕云地区发动攻势，只能是穷兵黩武，铤而走险。
君子馆之役宋军的失败，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而从宋军几次取胜的经验，也揭示了消极防御颇具效果。辽也悉知宋地广人稠，尚未丧失抵抗能力，因此仅能作侵扰性的进攻，不敢倾全国之力，大举深人。宋倘若能够在加强防御战中逐渐消耗辽军的实力，静观形势的变化，实质上也是一种较为主动的对策。
二、对辽政策的改变
君子馆之战宋军的再次失利，使绝大多数的宋士大夫对收复燕云十六州彻底失望，因此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大臣赵普、赵元僖、赵孚、李防等，纷纷上言，或批评北伐为错误举动，或要求罢战息民，与辽通好。在这些议论中，就已经出现“来则御之，去则勿逐的单纯防御观点；而与辽“结好欢和的条件，除了恢复双边贸易，核心是主张“议定华戎之疆。
虽然没有明言与辽谈判疆界划分的具体方案，但这句话里层的含义已是非常明显而无需深究，既然收复幽燕主权眼前还只是一种梦幻，为了帝国的安全，作为权宜之计，就不如放弃以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关于幽燕的主权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故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评论。但需要顺带指出的是：站在今天多民族国家的立场看来，宋和辽谁管理幽燕都可以，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宋在当时要收复这些汉唐旧疆，也并非为不正义。
另一方面，辽国领从该地区属前朝的主动割让，也有理由认定自己是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可惜的是，当时尚没有公认的国际法作为判断这一是非的标准，唯一可以作为我们考虑依据的是这一地区人民的选择，遗憾的是，今天已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论证这一问题。
宋暂时放弃对幽燕的领土要求，以单纯对辽防御来争取和平，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应该说这是一项正确的对策，但朝廷中也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著名文人柳开，就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示了对这种主张的不满，他上书太宗，请求“任以河北用兵之地，率“步骑数汗复取幽。另外，他还写了一篇题目为《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的散文，对反战者进行旁敲侧击的讽刺，颇得后世包括今人在内的广泛称道。
然而，柳开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却不过是表现了一种热烈的志向、诗人的冲动，并不适合于现实情况。应该说，宋太宗也不是一开始就赞同主和主守的策略。当他刚获悉北伐惨败的消息时，也沉痛地对轻举妄动表示过后悔，但还不情愿就此罢休，次年他又提出亲征攻辽的动议，直至淳化元年（9年），太宗还想亲征是年十月两次虽然都被大臣劝阻住，但说明他心中始终未忘幽燕。假使不是客观形势逼迫太宗作出主和主守的选择，他是不会轻易放弃对辽进攻的主动。
端拱二年正月，太宗下“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宋朝廷就对辽政策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温仲舒、张洎、王禹、田锡、寇准、赵普等文臣，都先后上奏，阐述了对此问题的看法。论述的重点虽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不断地重复单纯防御和与辽通好的观点。
有的从总结北伐失败教训人手，强调目前将帅无人，财力不支，紧要的是整顿军政，致力内政；有的描绘了战争给河北地区造成的悲惨景象，希望“以绥民庶”；王禹餌还提醒太宗，河北边民对他发动的对辽战争并不拥护，还将辽兵反攻带来的灾难也怪罪于皇上，即所谓“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甚至还用尖辣的措辞批评太宗“轻用雄帅，深人敌境是为自己的名誉考虑，以致不惜“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
以上的不少说法，还被他们及其他臣僚在后来不止一次地重复和发挥。举朝上下，反战主和成为舆论的主流，人心所向，几乎听不到相反的声音。因为，这些议论所列举分析的，都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即使有的论点显得过于保守悲观，但其基本倾向还是应予肯定。
我们今天已很难寻检到当时武将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或许是武臣们鉴于贺令图首倡雍熙北伐导致失败的教训，在这次讨论中都采取了异常谨慎的态度，或许是他们的奏议没有较文臣更新鲜的论点而未被史官所记录，总之，在武官中也完全听不到对主和主守表示反对的声音。可以这样讲，根据当时的局势，除此而外，也很难拿出另一套更好的对策。
对于臣僚的诤谏，太宗以“深加叹赏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变，并随即下诏予以贯彻。但直至淳化四年（年），他才公开对北伐表示认真的反省，承认此举是自己“年少气锐所导致的“亦可为戒的错误，尽管还强调其本意是为了“救民于涂炭，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罢了。这标志太宗已彻底下定决心，坚守防御主和这一对辽国策。
三、有关的几项措施
宋辽两国的边境线，迤逦一千余里，宋军要有效地进行防御，遏制住辽骑的奔袭，阻止其深人，从而固守住边陲，这并非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为此，宋采用了以下措施来构筑其防御体系：
（一）大量增加边防驻军。加强边防兵力，主要用在河北方面。河东防线，东起太行山、恒山，向西缘雁门、管涔诸山脉，婉蜒至今山西省河曲县东北之火山军，崇山峻岭，很不利于辽骑的运动。这些山脉的险要关隘几乎全被宋军所控扼，其北原地带即宋人所谓之山后，不少地区亦在宋的境界内，故宋军可以利用天然险阻筑垒进行有效的防守，不需要增加过多的兵力。河北则为平原地带，自然成了宋军防守的重点。岐沟关、君子馆宋军战败之后，宋在河北地区的屯戍部队就较前增加了一倍而重兵主要集中在镇、定、高阳关三地，以控扼咽喉要道，形成犄角之势兵八之七）
（二）修筑人工防御工程。宋在河北地区，就没有高山竣岭这样的自然屏障来遏制辽骑，幸好“自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许，天设险固，即自雄州（今河北雄县）以东至于渤海，多河流沼泽沮洳地带，不利于辽朝骑兵的侵突，不需重兵驻防。宋军在这一带只布防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部队，一百艘战船，主要责任不是对付辽的人侵，而是“往来巡警，对敌侦查，以防不测，因而密布的驿站竟多达个。
如果辽军有意择险从这一带进攻，行动也不可能快速，宋军迅速地获悉情报后，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实施阻击，而辽军极有可能会陷人进退维谷的境地，所以从辽朝来说，一般不会走此着险。然而，宋在与辽接境的“顺安军（今河北高阳县）西至北平（今河北完县）二百里这一地区，则无天然阻隘，“其地平旷，（辽骑）岁常自此而入”，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边防最薄弱的环节。
宋边防军总数虽较前增加了一倍，但分散到各个孤立的据点，仍显单薄，将无法应付辽骑集中优势兵力快速地各个击破，所以，在这二百里地区及其纵深地带修筑人工防御工程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太祖时，就曾在定州一带广植树木以阻碍辽骑。后来的若于次实战，似乎没有人提及到它的作用，看来其效果并不特别显著，因为，辽军若要从林带中砍斫出一条通道，并非是件十分艰难的工程。
其次，浓密的树阴或许反而资敌所用，为辽骑提供隐蔽的场所，这些，都可以凭借识去推知其利弊。因此，太宗没有完全沿袭这一方法，而是采纳了翰林院天文官孙士龙提出的建议，在这一地区修建方田，作为防御主体工程，其图式也是由孙士龙所创造设计。这种所谓的方田，非后来神宗熙宁变法实施清查土地、整顿赋税的方田均税法之“方田，其性质乃与陷马坑相类。端拱二年的正月和二月癸亥（十二日），太宗两次下诏将此计划付诸实施。
这种方田按一定的“条制施工，可称为方田制。据载，其形制是：“广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状若连锁，引水注人坑内，“又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这种坑坑相连、横亘边境、状如锁线的防御工事，即可作为寨栅驻军的依托，起到“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之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开置方田工程在太宗时规模还不大，到真宗时始大肆兴工，直至仁宗明道年间才基本完成。
除此之外，根据臣僚的建议，太宗还打算在顺安军以西这一区域实行屯田，根据地形的高低，高处造为旱地，低处改为水田，“建阡陌浚沟恤，益树五稼。让水渠沟堤、稻田塘泊与方田相配合，既可加强方田的防御效力，成“隔碍胡马的配套工程，又可缓解驻军的粮食供应，收到“实边廪而限戎马的效果。
当时由于臣僚极力反对而被搁置，直到数年后，河北缘边屯田使何承矩、判官黄懋等人在河北缘边部分地区兴建水田，引种水稻，才初步获得试验的成功。应该指出，从太宗朝开始，建设以塘泊和方田制为主的防御体系，经历了一个“为众议所沮到逐渐被大多数官员接受的过程，这个变化无疑从侧面证明这种工程业已起到较好的防御作用。但是，方田和河道、沟洫一样，都是战争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或主要因素。这一点，连后来的宋真宗也有清醒的认识：若群寇犯边，须别为备御，此险不足。
主动恢复贸易，进行和平外交。宋辽自交战以来，相互之间就断绝了贸易往来。端拱元年四月，太宗在加强战备防御的同时，开始走出了对辽和平外交的第一步。诏令沿边戍兵，不得主动“侵掠辽境，又准许边疆恢复“互相贸易”。根据辽方的记载，宋于辽统和十二年（宋淳化五年），还两次遣使至辽求和，不知辽国是出于对宋朝求和诚意的怀凝，还是别有企求，两次都予以拒绝。从至道元年雄州之战直到太宗去世数年内，两国虽未能达成和平协议，但辽国也停止了对宋的军事行动，双方遂形成了对峙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宋防御主和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效果。
总结
多年以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历史观点：凡主张抗战即被肯定，反之，主和主守即遭唾弃，被斥为投降派或卖国主义。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下，完全不去具体分析双方力量对比、战争可能的结局等等具体实际，这不是真实对待历史的应有的客观态度。宋太宗顺应舆论，顺乎民心，实行防御主和政策，不仅固守住边圉，还使恢复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相反，如果一味浪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北宋朝廷自君子馆之战后对辽逐步实行的主和主守策略理应受到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